随着时代的变迁,诚信日益成为约束社会、经济规范运行的重要因素,而官吏的诚信品德则尤为全社会所关注。如何培养诚信官德?立足国情,大力弘扬中华文明重视诚信官德养成的优良传统,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。
中国传统官德中,诚信一直为人们格外看重
孔子在论及从政道德时,非常强调为官诚信。《论语·为政》说:“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也。”这是因为,“行政权力支配社会”是中国传统社会极为重要的特点之一,而行政权力的主体是专制国家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。官吏是社会舞台上的“主角”,官德是社会的主体道德,官德水平的高低,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。
官德,一般是指从政者的道德原则和道德品质。人们往往把德治、官德看作是国家兴亡的重大问题。《尚书》提出:“德惟治,否德乱。”《论语·为政》也强调:“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”汉代大儒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·立元神》中再三说:“以德为国者,甘于饴蜜,固于胶漆。”这种思想一直延续至近代。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曾明确指出:“有了很好的道德,国家才能长治久安。”而道德对国家政治的作用要靠为政者去实践。因此,官德的确是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大问题。官德的内涵十分丰富,诸如为民、公正、勤政、廉洁等,而这一切又都离不开诚与信。正因为如此,以培养官德为己任的孔子才以“老者安之,朋友信之,少者怀之”为志,以“文、德、忠、信”为教,以“入则孝,出则悌,谨而信,泛爱众”为训导弟子之方,以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”为行仁之德,以“主忠信”为交友之道。简言之,诚与信既是官德的有机组成部分,又是其它官德赖以存在的基石。
诚信是立国安邦之本
《论语·颜渊》记载了子贡与孔子的一段精彩对话。在对话中,孔子将诚信上升到立国之本的高度:“子贡问政。子曰:‘足食,足兵,民信之矣。’子贡曰:‘必不得已而去,于斯三者何先?’曰:‘去兵。’子贡曰:‘必不得已而去,于斯二者何先?’曰:‘去食,自古皆有死,民无信不立。’”在孔子看来,粮食充足,武备修整,百姓信任政府,是治理好国家的三个要素,而这三要素中,百姓的信任最重要,因为一旦失去百姓信任,国家即难以维持了。
《吕氏春秋·贵信》亦反复强调诚信于国家安危的重要性:“人主必信,信而又信,谁人不信,谁人不亲……信之为功大矣,信立……则六合之内皆为己府矣……天地之物毕为用矣……君臣不信,则百姓诽谤,社稷不宁;处官不信,则少不畏长,贵贱相轻;赏罚不信,则民易犯法,不可使令;交友不信,则离散郁怨,不能相亲;百工不信,则器械苦伪,丹漆染色不贞。夫可与为始,可与为终,可与尊通,可与卑穷者,其唯信乎!”
诚信事关立国之本亦可从军事上加以证明。军事是政治的集中表现,是特殊的政治,军事上的胜败当然关系到国之安危。而欲在军事上确保克敌制胜,必须恪守诚信道德。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曾以传神之笔记载了孙武诛杀阖闾宠姬以立军信的故事,结果孙武领兵治军,令行禁止,所向披靡。三国时期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亦是为了严格信守军法。孙武、诸葛亮杀人之举,本质上是为了树立必要的信誉,以防军纪涣散,有令不行。由此可见,诚信于治军进而于治国安邦确很重要。
诚信是有效行政之关键
先秦著名思想家荀况从国家强弱的角度,突出了诚信原则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。他说:“政令信者强,政令不信者弱。”国家在推行政令中的诚信度如何,与国家兴衰强弱息息相关。朝令夕改,失信于民,必然导致政令推行梗阻重重。
孔子也高度重视行政诚信。《论语·子路》说:“上好礼,则民莫敢不敬;上好义,则民莫敢不服;上好信,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,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。”统治者重视礼节,则百姓不敢怠慢;为政者做事以义,则百姓不敢不从;做官的人讲求信誉,则百姓不敢说假话、做假事。如此,则四方百姓背着孩子来归附。的确,中国古代官僚居于社会控制主体地位,其一言一行,足以影响全社会,即所谓“吏者,民之表也”。统治者带头讲诚信,一层带一层,层层作表率,则诚信之风必弥漫社会;反之,则奸诈虚伪之风必大行其道。
汉代思想家荀悦提出,诚信是致治之本。《申鉴·政体》:“致治之术,先屏四患,乃崇五政。”他所提的“四患”是伪、私、放、奢。伪,即不诚信、作假、欺诈,会伤风败俗,扭曲人性;私,即营私、谋取不义之财,会破坏法令,使国家失去控制;放,即放纵,会使礼仪名存实亡;奢,即奢侈享受,会使人欲泛滥。“五政”指的是“养生”“正俗”“彰化”“秉威”“统法”五项政事。荀悦坚信这样一个道理:“四患既蠲,五政既立,行之以诚,守之以固,简而不怠,疏而不失。无为为之,使自施之;无事事之,使自交之。不肃而治,垂拱揖逊,而海内平矣,是谓为政之方也。”在这一“为政之方”中,“行之以诚,守之以固”,堪称典范。
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认为,诚信为从政者必备素质,只有做到诚信,政治机制的运行才能稳定而高效。作为统治者,诚信品德至关重要,即所谓“政莫大于信”。君主与各级行政官员的声誉,“在于所信”,若“所信不信”,那就“终身不信矣”。
普通百姓不讲诚信,所影响者不过一家一人,而天下大小百官不诚不信,所危及者乃国家社稷。所以,诚信不仅仅是为官者个人品德修养的小事,而且是事关治国安邦、修齐治平、行政施令的大事。正因为如此,孔子才教学生以“文、行、忠、信”;武则天撰《臣轨》才专辟“诚信”一章;唐人吴兢编《贞观政要》才有“诚信”篇;清顺治帝撰《资政要览》,亦不忘设“昭信”篇。由此可见,古人对诚信于政治、诚信于官德已经有相当清醒的认识。